□董立勃

再过一个生日就70岁了。2018年初办退休手续后，几乎每年都有五六个月开着车和妻子去旅行，只要是听说过的好地方、好风景，都用心地去观赏感受，领略了祖国山河有多么壮美。

但不知为什么，只要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就迫不及待像候鸟一样飞回天山脚下。当目光与博格达峰白雪碰触的瞬间，心里头激荡起的某种情绪，实在难以用文字准确地形容。

我生在山东荣成，两岁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姨姨回老家探亲时的劝说下，我们一家人来到了石河子下野地。所以在我最初的记忆里，除了门前的玛纳斯河，就是屋后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了。还记得小时候从连队的幼儿园逃到戈壁滩上捉蚂蚱，迷了路找不到家，若不是全连队的大人们提着马灯、打手电筒找到我，母亲说我肯定会被狼吃掉。

1961年，我家搬到了兵团七师共青团农场的生产一队。家在公路旁，坐在屋子里可以听到大卡车驶过的轰鸣声。连队紧挨着一座叫皇沟的水库，我经常去这里背柴禾、钓鱼、游泳。1963年，我成了连队小学的第一批学生。课桌是土块垒起来的土台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还要带上家里的板凳。1969年，去5公里以外的场部上中学，才13岁的我开始住校。说是学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安排到地里干活，使起镰刀、坎土曼比写字还得心应手。拾棉花拾成了突击手，我的名字写进了劳动光荣榜。连修水库挖大渠这样的重体力活，也不会让我们落下。到1975年高中毕业时，农场大人们能干的活，我不但全都会干了，并且干得很好。只是没有上过历史课、地理课、几何课等，让我强壮的身体里缺少了更多文化知识的养分。

19岁那年，我被分配到二连，每月可领三十四块钱的报酬。1976年春，一纸调令让我去演出队编节目和吹笛子。能去编节目，得感谢上海支边青年陶老师。在五年级时我写的一篇作文，被他抄到了小黑板上，挂在操场上让全校学生看。受到鼓励的我，从此就很用心地写作文，把能找到的书全都找来认真地看。学生们汇演，我写的“对口词”和“三句半”赢得了不少掌声。说到吹笛子，是实在太无聊，就去供销合作社花了二角六分钱买了一根竹笛吹着玩，水平不高，只能在小乐队里滥竽充数。

后来，我去农场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在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都落榜后，决心扎根农场当老师。不想，此时宿舍里住进了一位室友，他是个从砖瓦窑借调来的年过半百的窑工，衣衫不整，一脸烟熏火燎过的沧桑。他说他曾是大学老师，我以貌取人，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有点看不起他。但他却对我格外关心，知道我放弃了高考后，反复劝说我别错过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此后，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补课。

1979年，在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的室友的帮助下，我以高出录取线28分的成绩考入新疆师范大学。毕业时，我做好了分回农场的准备，没想到被分配到位于克拉玛依的新疆石油管理局。我先去报社当记者，后来又到宣传部当文化干事。作为石油人，我领到了竖条的蓝棉衣和翻毛的大头皮鞋，并多次出入采油厂和钻井台采写新闻稿件。其间，莫言毕业实习，与3个同学一道来油城体验生活。我作为文化干事负责接待陪同他一个星期。对文学创作相关问题有过较多讨论交流，坚持写小说的决心在此时变得坚定。

后来，乌鲁木齐市文联办了一份《天山》文学杂志，调我去当文学编辑。山西巷子一间28平方米的平房成了我的家。屋子里不管是做饭还是取暖都烧煤。上茅房要去街上的公共厕所。不过，出门就是二道桥市场，亲朋好友来了，就带他们去吃烤羊肉，一毛钱一串。别看居所简陋，倒是文人常聚之地。包括周涛在内的许多文人都在我家吃过火锅、喝过烧酒。

邻居是维吾尔族。他家里常来一些客人，吃饭时会来借桌子和凳子。有时还会借二三十块钱买菜。借了的钱没有不还的，到了过节时，还会送一些民族特色美食来。十几年下来，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和在农场不一样，在乌鲁木齐工作一直都有少数民族同事，几个关系好的，过春节时不但来拜年，还要在我家同我一起喝酒。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了商品房，才住进了南湖一期安居小区。终于不再烧煤了，可以在家洗澡和上卫生间了。我把在团场退休后的父母接到了城里，给他们买了楼房。

虽然早早离开了农场，但实际上农场仍是与我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我把大部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都放在下野地，让我的文学想象与虚构之树有了枝繁叶茂的沃土。自2003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豆》在《当代》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后，我至今已经写了20多部新疆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乌鲁木齐上学工作了40多年，我成了这座城市走向繁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每年春秋季的义务植树，总会积极响应。不管是在红山还是在雅玛里克山，不管是在乌拉泊红雁池，还是在水磨沟雪莲山，都有我种树洒下的汗水。同样，作为新疆文学界的一份子，有幸担任过两届政协常委，参加过多次调研写过多份提案。能有机会为新疆的发展献计献策，也算是对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大地的回报。

2003年调入新疆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直到15年后退休，与各族作家一道创造新疆文学辉煌的历程，总是让我只要想起就会激动不已。

我知道，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了。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趁我还没有老到不能自理时，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前年，养育我长大的团场给我建了个工作室，让我在故乡又有了一个家。它是新成立的胡杨河市的一个镇。有意思的是，这个镇的名字叫共青镇，在我1981年写的小说中就使用了，小说的名字是《共青镇风情》。

亲眼看到自己生长的地方从一片荒原变成了一座城市，没有人不会不因此而激动。它让我难以入眠，让我拿起笔投入创作。这部作品已被中宣部确定为“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并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不久就会面世，这是我献给新疆的一份礼物，也是和巍巍天山血肉相连的证明。

面对渐渐远去的往事，不由得会想，如果两岁时没来新疆，自己这一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子？只是不管怎么想，都不可能找出明确的答案。倒是另一种想法反而会在这询问中变得越发坚定而明确——那就是，新疆让我这一辈子活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