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钦增
《在伊犁》系列小说是王蒙的经典之作，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版，2024年重新修订出版。该书以王蒙1965年至1971年在伊犁的生活为蓝本，收入《葡萄的精灵》等九篇作品。小说以诚挚的笔触深潜新疆多民族生活的肌理，于日常细节的褶皱处捕捉生命温热，照见人性本真的澄明底色，勾勒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壮美画卷。巴彦岱的阳光泥土、挺拔胡杨、马颈铜铃等充满地域标识的意象，成为王蒙描写、叙事、抒情的对象，是承载其“恋疆情结”的情感载体。
《在伊犁》超越了个人化的情感倾诉，在跨文化、跨民族的叙事中，构建起独特的书写脉络，生活细节与多民族间的默契守望，共同凝聚成民族融合的文学隐喻。《在伊犁》的思想价值，既在于作家对边疆大地“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忧思”，更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诠释，以文学特有的感染力让其在具体可感的生活图景中得以显现，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文学范本。
王蒙以扎根土地、深入人民的创作姿态，凝视伊犁日常生活中闪烁的生命焰火，将各民族生存状态描摹为一幅率真鲜活、坚韧热烈的群像画卷。穆罕默德·阿麦德以言说对抗偏见，在困厄中守护精神炬火；马尔克木匠将年轮刻进木纹，以手艺确证生命价值；爱弥拉姑娘挣脱束缚，以情感本能选择生存形态。三者以言说、技艺、情感为棱镜，折射出未经社会规训的生命原生光谱，展现了生命未经社会打磨的本真质地和丰富性。
穆敏老爹的葡萄酒历经四时轮回，饱含着“春的阳光，秋的沉郁，冬的山雪，春的苏醒”，暗合“道法自然”的东方生存哲学，隐喻个体生命在自然节律中的澄明转变。伊犁河粗犷与温柔的双重特质，既是作者对边疆大地的深情凝视，更是对“祖国山河与个体生命心心相印”的隐喻书写。鹰谷唤起的唐诗与山水画记忆，冬雪中“平等博爱”的生命体验，均在自然与生命的同频共振中，完成作者对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
在伊犁的葡萄架、土屋与烟火间，王蒙触摸到更恒久的人性力量。穆罕默德·阿麦德“我心疼得很”的颤音自白，连同其8年后偿还九块钱借款时的局促，凝结成贫困年代澄澈的诚信注脚；穆敏老爹南疆寻亲前，村民凑出一块钱、一方手绢、一个馕为其送行祝福，这些在艰涩岁月中涌动的善良、互助与深情，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取暖的精神毡房，也让巴彦岱成为作者抚慰心灵创伤的栖居地。
王蒙以“非小说的纪实感”的书写，解构传统小说的经典论，摒弃脸谱化的人物塑造，聚焦“算不上什么典型，既不怎么先进，也不奇特、突出”的普通人民。当王蒙贴近他们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和清明之感”。显然，作家最看重的“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谈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善良、质朴、鲜活、热情的个体，在王蒙笔下汇聚成如伊犁河般奔涌的生命群像，以生命的尊严、情感的温度、人格的自由，安抚了个体的恐慌与不安，散发出暗影中的精神微光。这种对日常伦理的书写，本质是对多民族交往深层逻辑人性之善的文学确证。在人性之善的烛照下，王蒙和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水乳交融、血脉一体。
当伊犁的雪山、草原、果园在王蒙笔下晕染鲜活的叙事底色，当多民族人物在文本中铺展相濡以沫的生动画卷，王蒙的书写超越地域局限，在伊犁的雪山草原间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隐喻。小依斯麻尔家中方桌与壁毯的并置，“九间半小院”里多民族混居的微观地理，均在方寸空间中达成文化默契。打馕赠馕的饮食互鉴、“我们”替代“我”的语言融合，以及跨民族祝福仪式的民俗共振，共同织就多维度、多民族、多文化的情感联结。这种交融不仅是地理空间与生活习惯的表层互嵌，更指向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织就的和谐共生的精神谱系，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蒙在小说中自陈“我是毛拉圩孜的农民！我抡坎土曼，我喝奶茶，我吃苞谷馕……这是多么快乐呀！”其身心早已全然融入这片土地、融入人民心灵深处。因此，《在伊犁》的艺术魅力，在于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具体可感的存在，扎根于每个生命的率真、每种文化的善意、每寸土地与每种血脉的交融之中。这种认同，从来都是生长在“像馕一样实在”的日常生活中，沉淀于如葡萄酒般醇厚的人性血脉中，盛开于中华民族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中。这正是《在伊犁》留给时代与人民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