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汉唐时期，以今天库车为中心的龟兹，是新疆地区的一大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中转站，产生过像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这样伟大的人物，对中华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龟兹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原文化更多地传播到这里，汉文在这里流行，汉文文书在这里应用。后来这里受佛教文化影响，开始流行梵文；借助梵文的婆罗谜文书写的本地龟兹语也用于书写佛典。但如果从已发现的文本来看，最早书写下来的佛典应当是用汉文书写的。过去由于西方探险家攫取了大量龟兹出土的胡语文献，研究龟兹学的人以胡语为先，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胡语文献年代更早，胡语更加重要。其实从考古出土物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汉文佛典年代要早于梵本和龟兹语本，这与中原地区较早用纸来书写佛典有关。

与敦煌、吐鲁番两个地区相比，龟兹有着共同的文化属性，比如都是丝绸之路城市，因此蕴含着各种丝路文化面貌；比如都是佛教都市，因此留存有大量的佛寺、石窟和写经文献，也有庞大的僧尼社会留下的文书。但龟兹与敦煌、吐鲁番相比，又有着自身明显的特色，这里的梵文、龟兹文佛典要比敦煌、吐鲁番更多。这里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在服饰、音乐、舞蹈等文化面貌上与敦煌、吐鲁番的汉文化为主不尽相同；地方社会结构、民族构成上，三个地区也大不相同。龟兹曾经是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从行政级别来看，要远远高于吐鲁番的西州都督府和沙州（后为都督府），虽然留存的汉文文书没有敦煌、吐鲁番多，但其军政体制和军镇遗址要更加丰富和多样。如此等等，不能一一列举。

正因为如此，龟兹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天地。一方面，龟兹学研究可以和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形成互补，利用同类材料和相类材料展开相关课题研究，借助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已有成果，推进龟兹学的研究。另一方面，龟兹学有自己独有的材料和课题，有些是敦煌学、吐鲁番学所不具备的或材料较少的，其中涉及一些更为重要的课题，比如西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诸如龟兹小乘佛教的来源与发展，与中华佛教文化的关系问题；石窟建筑和壁画制作的渊源与影响问题；龟兹地区矿藏与寺院经济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在龟兹学的范围中加以深入探讨。希望，今后龟兹学能够与敦煌学、吐鲁番学共同协作一道推进中华文化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