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杰 张亚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新疆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保存了大量的简帛文书、纸质文书等出土文献，涵盖了设官建置、屯田戍守、商业贸易、法律规范、文化交流、使者往来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献作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边疆的第一手史料，真实还原了“大一统”格局在新疆的具体历史实践，清晰展现出新疆与中原地区在行政体系上一脉相承、在文化认同上深度交融的发展过程，为在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

行政文书：“大一统”治理体系的落地生根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开创了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地区的先河。新疆出土的各类文书中，行政类文书占重要篇幅，直接印证了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与制度推行，使“大一统”治理体系落地生根。

黄文弼先生曾在罗布泊北岸发掘70余枚汉代木简，该批汉简被称为“罗布泊汉简”“楼兰汉简”等，其最早纪年为西汉黄龙年号，较晚为西汉元延年号。其中，16枚木简涉及汉代西域都护、军侯、校尉、左部左曲侯、左部后曲侯、伊循都尉等多种职官；亦有5枚木简载录屯戍之事，为我们考察汉代职官制度和屯田戍守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此外，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诸多简牍文书中亦涉及西域的粮秣调配和驿传往来等日常事务；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印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亦是体现“大一统”的典型代表。这类行政类文书不仅补史之阙，更以实物证据明确自汉代已将西域纳入中央政权“大一统”治理框架，是“大一统”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成功实践的生动例证。

不容忽视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载郡县制、户籍制、府兵制等内容，无不体现着“大一统”在新疆的政治实践。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纸质户籍文书，该文书保存了十六国时期五户人家的情况，为研究彼时高昌郡的户籍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填补了十六国时期户籍制度的史籍空白。《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等大量文书充分证明唐代户籍制度在西域地区的有效落实。这些出土的行政文书，清晰勾勒出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制度脉络，成为“大一统”治理模式历史延续性的直接实证。

经济文书：“大一统”经济格局的深度融合

从汉代五铢钱在新疆地区的广泛流通，到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在伊州、西州、庭州等地的具体施行，相关考古出土的经济制度文书清晰表明，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疆地区得到广泛运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涵盖商品买卖、生产工具和土地租赁以及计帐等各种商业活动，如《唐勘问计帐不实辩辞》中强调，计帐需要记录者有严谨的态度，足以窥见唐代对计帐的重视。文书中，户籍、计帐制度关乎唐代赋税的征收和国家财政的预算，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简言之，此类文书作为国家实施经济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原始材料，反映出中央政权各项经济制度在新疆地区得到有效落实。

与此同时，大量买卖契约、货物清单、商旅过所等文书再现古丝绸之路上繁荣贸易的历史图景。开元年间，粟特商人石染典手持官府颁发的过所文书，从安西至瓜州，再辗转至沙州，后前往伊州等地开展贸易活动。吐鲁番出土文书《石染典过所》等翔实记载了石染典频繁的商贸活动。文书中的石染典是丝绸之路上众多商人贸易的一个缩影，为我们考察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盛况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实例。经济制度的统一与经济往来的密切，使新疆地区深度融入全国的经济体系，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大一统”治理的重要经济根基。

司法文书：“大一统”法治秩序的边疆实践

司法文书实证中原法律制度在新疆地区的有效实施，彰显法治统一与治理效能。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法律文书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社会生活的珍贵记录，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租赁纠纷、土地纠纷、盗窃案件、商品买卖纠纷、婚嫁纠纷、逃避番役等诸多方面，生动反映了当时高昌民众的经济交往、家庭关系、治安状况、赋役制度等社会真实状态。

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唐律疏议·名例律》残片，记载了《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中“称众谋”和“称加减”条中的部分内容，文书上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的朱文官印。从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发现，彼时吐鲁番地区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完整遵循了《唐律疏议》中的各项条款，深刻体现出唐代法律制度在西域地区的贯彻执行。其中，《唐麟德二年（665）张玄逸辩辞为失盗事》《唐麟德二年（665）知是辩辞为张玄逸失盗事》和《唐麟德二年（665）婢春香辩辞为张玄逸失盗事》三件文书，完整载录张玄逸失盗案件的审理过程。《唐上元三年（676）某人辩辞为买鞍马事》等各类司法文书折射出吐鲁番的独特社会风貌，更展现出唐代西州与中原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唐代西域治理的成功。正是因为唐朝中央政府确立了高效严密的治理体系，地方民众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不仅推动了唐代边地的稳定繁荣，也成为“大一统”治理的重要保障。

文化文书：“大一统”精神纽带的深沉涵育

文化文书是承载“大一统”精神的重要纽带。自汉代起，西域便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出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仓颉篇》木简，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语言文字材料之一。作为古代孩童的启蒙识字课本，《仓颉篇》在偏远的西陲依然适用，这充分表明最晚至两汉时期新疆地区已经推行全国通用型小学语文教材，中原文字与教育体系在汉代已远播西域。此外，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蒙学读物亦包含《诗经》《论语》《千字文》《急就章》等。其中，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这一著名文书，是12岁的西州学童卜天寿在完成《论语》郑氏注的抄写后，于空白处作“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打油诗。该文书不仅生动再现唐代孩童在做功课时的俏皮心态，亦是唐代教育在西州有效推行的有力佐证。

中原文化在西域得以广泛传播的同时，亦与西域各种语言相互交流碰撞。佉卢文书、察合台文书、粟特文书、于阗文书等多语种文书并存，极大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深刻体现中华文化多元性与一体性的完美融合。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牍封泥上加盖汉印“鄯善都尉”，不仅再次印证汉代对西域地区的治理，而且亦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政权对中央政治文化的认同。《桑宜没欠款》《汉语—于阗语双语辩状》等汉文和于阗文双语文书，作为合璧文献的典范，是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的例证。楼兰、尼雅等地出土的“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吉祥语汉代织锦，承载着西域百姓对国泰民安、幸福长寿的美好愿景，是西域地区对中原文化认同与融汇的直接表现。

故纸一片，可阅千年。这些丰富多样的出土文书，并非孤立的文本，而是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大一统”治理过程中留下的清晰而完整的印迹。这些跨越千年的鲜活文字再次印证，自汉代以来，新疆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范围。当前，深入发掘新疆地区出土文书的珍贵历史价值，系统梳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阐释历代中央政权推进“大一统”治理的进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者分别为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