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艳琴

我家住在乌鲁木齐县永丰镇上寺村的最东头，靠着青年渠。顺着青年渠再往南走，过了桥就是大西沟河坝。

我有一个固执的父亲，在我家绝对是一言堂，他还经常在家里搞一些“大工程”。这些“大工程”在我们姊妹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可他一意孤行，非要我们参与建设，还美其名曰：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父亲有一门手艺，那就是砌石头墙，而且水平一流。

砌石头墙这种活，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掌握的。如何能砌得坚固、砌得美观、砌得省力，地基挖多深，墙头砌多高，石头茬口怎么压，如何均匀地抹泥，如何让石头铆足劲……都需要实打实的经验。

那时砌墙用的石头要开拖拉机去河坝里捡。到了河坝，父亲开着拖拉机在前面慢悠悠行驶，我们姊妹几个跟在拖斗后面，看见一个合适的石头就抱起来往车斗里扔。整个村子都能听见“咣当”扔石头的巨响。我们几个一会儿就累趴了，拖拉机也只能装大半车石头，就这样，爬河坝坡的时候感觉能把它的气挣断，像极了我们几个气喘吁吁的模样。

母亲，包括邻居和亲戚，都劝父亲雇人来干，家里就几个女娃，怎么干得了这么重的活呢？他谁的话也不听。

石头拉回家，父亲开始砌墙，我们的任务是递石头。砌完了麦场边的自留地墙，又砌了一个简易的羊圈，接着再砌菜园子的围墙。

好不容易这些“工程”竣工了，他又开始了另一个伟大的“工程”——给东滩戈壁地砌一个类似于长城的石头墙。历史上的长城是军事防御设施，而我家的“长城”则是防御羊群破坏庄稼的。

我家东滩这块地，在我们村与永丰二队交界处，东边紧挨着青年渠，西北边上个坡就是哈巴斯大叔家。

他家既种地也牧羊。牧羊的草场就是河坝，而我家的地就在河坝边。羊圈门一打开，那一二百只羊就尥着蹶子飞奔出来，冲进我家地里，那架势比饿狼见了肉还激动。

我家东滩戈壁的十二亩地，大约有三亩地都是这些羊出圈后尝鲜解馋的地方。三亩地吃得不过瘾，还继续向四亩、五亩地开进。

尽管这样，父亲从没有跟哈巴斯大叔因为羊群破坏庄稼的事情红过脸，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

为了保护庄稼，东滩地头的砌墙“工程”开工了。原本，我家的地在梁坡上，根本不用担心羊群破坏庄稼，而且土层比这块地肥厚，经过多年农家肥的改良，庄稼长势好收成好。然而父亲架不住别人的三句好话，不论全家人怎么反对，他还是用了十头牛都拉不回的固执，毅然决然地换了地。

那时暑假，除了刮风下雨，我们每天就和上下班一样准时准点到东滩干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也不清楚“长城”是否真的可以抵御“外敌”。施工中，我们都不积极，按部就班地捡石头、抱石头。至于“工程”进度，想都不去想，就这样慢慢捡，就这样慢慢抱，反正总有干完的一天。

那时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村里的半大小伙儿来我家玩。我们姊妹几个又是沏茶又是拿好吃的，夸人家这好那好，各种好话说尽了，目的就是哄着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干活。哪怕他们去了工地消极怠工、不卖力，也总算有人替我们分担了一些。

历时两年多，“工程”在父亲的领导下终于竣工了。石墙不仅成功防御了羊群，后来还为家里带来了一份可观的收入。

这个收入不是那几亩地的收成，而是青年渠边挖地下输水管道对土地的补偿，补偿款的数额远远多于那片地很多年的收成，这可把一家人高兴坏了。可能这也是冥冥之中注定，我们的付出总会有回报。父亲更骄傲了，认为自己眼光长远、计划得当。于是，他又开始了另一项“大工程”——保护河床。

大西沟河坝产沙金。前些年，一批又一批淘金者，开着庞大的机器，浩浩荡荡占领了河坝，掘堤挖沙淘金。短短几天，河坝就面目全非了。他们走后，只留下满目疮痍的河床。

父亲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自掏腰包在河堤种树，想办法把河坝圈起来。如此费时费力，家里女儿、女婿、孙女都极力反对，可谁又能犟过他呢？任凭我们许诺给他换新车，在乌鲁木齐市区给买房等等，他都不为所动。

父亲不听任何人的劝告，执意在河坝种树建围栏；他往栽好的木桩上拧铁丝，拧完一根又一根；在空地上用石头砌地基，把预制的水泥桩一根根栽起来，再用铁丝一圈一圈拧紧固牢。天天建，月月建，年年建……施展他能掌握的各种技艺。起初我想铁丝网能拦住什么呢？顶多挡一挡附近的牛羊。但父亲说：“建围栏是宣示河床的主权，看谁还敢硬闯进来。”

一年后，那片圈起来的河床上草木郁郁葱葱，一片生机，与还未被保护的河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亲的双手裂开一道道口子，粗糙的皮肤上面血迹斑斑，但他继续在河坝挖掘、敲打、拧扎、抱石头、砌石头。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种树、种草、建围栏、放羊、保护河坝……仿佛永远不知疲惫。有时我想，父亲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只是不愿意看见生他养他的土地遭受破坏，他觉得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是天经地义的事，这让他活得踏实。

现在，父亲还是常常站在河坝，背对着太阳忙碌，地上，是他留下的一道影子。